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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说史
本文摘自胡丹:《大明那些九千岁(1):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im电竞》(太白文艺出版社,2016年)第一卷《谁是明代第一个“大太监”》
就在朝廷离间计失败的im电竞中国官网第二年六月(建文四年,公元1402年),朱棣亲率大军,向南实施“蛙跳式”突击,劲击千里,骤然兵临长江之北,南望便是帝都南京。
朱棣此举实冒了极大的风险,他率领一支人数并不太多的劲旅,离巢南下,背后一路硬钉子未拔,如兵部尚书铁铉(本任山东布政使,因多次击败燕军而升授尚书衔)固守的山东会城济南、驸马都尉梅殷坚守的淮上重镇淮安,他这么做完全是孤掷一注,狼行而不顾后。
(朱棣这次冒险,如果失败了,一定会被马后炮砖家称之为“军事冒险主义”)
精于谋略、意志坚强的燕王并非忍耐不住三年战争的煎熬,决心拿命一搏,鱼死网破;或者犯了“左倾冒险主义”的错误,盲目制定饮马长江的狂妄计划。他做出这样的决策,基于两个重要的理由。
首先,是“朝廷空虚”的情报。
燕军情报来源非常广泛,除了大批探子像流星一样在南北穿梭,搜集各地粮米供应、军事调动、天灾地变等信息,俘获的官军、州县官员也是重要的情报来源;还有一些更具战略价值的情报,从朝廷内部泄露出来,主要来自两类人:燕王的同情者和政治投机客。
同情燕王的,以一部分宗室成员以及勋贵戚臣为代表,他们因为利益关系牵涉很深,对建文帝的削藩之策持有极大的保留或反对意见,几乎从燕王竖起“靖难”大旗的那一刻起,这个与朝廷最亲的亲贵集团,即已发生分裂。
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大明的头号功臣兼皇亲魏国公徐家。
徐达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,其长女便是燕王妃。然而徐达的嫡长子,即第二代魏国公徐辉祖,却是建文帝的忠实拥护者,他甚至不避嫌疑,直接领兵与其姐夫燕王大军作战;可是他的弟弟都督徐增寿,则倾心于燕王,当初建文帝对是否向北用兵举棋不定,是徐增寿向建文帝力保燕王不反,使朝廷低估了北平对削藩的可能反应。
长安道上从来不乏终南捷径上下来的投机客。这些人除了操兵而执两端的勋戚贵臣,再有就是一些较有权势的宦官。
从洪武初年以来,在太祖朱元璋的一手操持下,大明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宦官之厦。得到皇帝特殊信任的阉人,不仅全面掌握皇城内的各项事务,还充当皇帝的耳目和使者,直接干预京城千里之外的地方政务,乃至于军事。
建文帝即位后,继承了太祖留下的政治遗产,其中就包括对内府“二十四衙门”的全盘接收以及对宦官的广泛任使。由于建文初年政治动荡,建文帝对阉宦的寄信还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。建文元年八月,奉朝命来到北平,入燕王府逮捕王府护卫官属的,就是朝廷内官。他们连同北平三司主官,一齐被燕王全歼,成为朝廷征燕战争的第一批殉难者。
当靖难兵兴时,几乎所有北方重镇,即便是亲王辖区,也都派有内官监军,或有作为钦使的内官来往于军前与南京之间。作为皇帝本人代表的各类钦差太监,承担着监视藩镇、传递朝廷使命的重大责任。
(明皇陵宦官石刻。在神道石刻中,他们处于与陵寝最近的位置)
建文帝任用宦官,甚至成为叛王的口实,燕王在造反的宣言书中就指责朝廷“遣宦者四出,选择女子,充满后宫”;建文帝“倚信阉竖,与决大事,凡进退大臣,参掌兵马,皆得专之。陵辱衣冠,虐害良善,御史皆被捶挞”。这并非尽为燕王的诬词。
随着讨燕战争日趋颓势,朝廷布设在北方的内官纷纷逃回。
我im电竞网页版们可以举出具体的人名,例如辽东就有一个叫赵琮的内官,此人是永平府滦州人,洪武中选入内府,因为“小心慎密”,得到长随的官职。他被派到辽东,曾随总兵官都督刘真,参加过对他家乡永平的进攻,失败后乘船从海上逃回南京,复入内府供职(见《明故神宫监太监赵公(琮)墓志铭》)。
朝廷所控制的一些重要的大城深堡里,也有内官作为朝廷的使者,监视地方守臣作战,甚至直接参与到军事行动中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忠于朝廷,如在山东的内官胡伯颜,同铁铉一道坚持抗燕,即便在燕王进京称帝之后,他仍然在兖州等地展开游击战,阻截南北来往的使者,后为朱棣所擒杀——不要说,太监一定都是“奸”的!
建文三年正月,燕军在真定击败马步官军三万余人,俘获监军内官长寿。随着燕军在广大范围内攻城略地,俘获了大批“监军内侍”和“守城内官”。第二年四月,朱棣亲率大军向南展开长途奔袭,攻破了朝廷深沟高垒、极力固守的灵璧城(今安徽灵璧),所俘内官竟达四名之多!
朝廷征燕之战,颓势难挽,燕军愈战愈近,这使得众多的出使宦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,特别是其中一些肆意妄为、具有劣行的宦官,被认为要对战败承担责任,从而掀起明朝建国以来第一次反阉的高潮。
建文帝迫于无奈,在建文三年十二月下诏,命“内官出使放纵”者,许地方有司械送到京处置。建文帝是被迫这么做的,然而这件事却被普遍视作建文帝“严驭”阉宦的主要证据,其实是本末倒置。
宦官出使暴横,由来已久。洪武中,一位姓鲁的宦官出差回京,经过江西弋阳县,他不知哪根筋抽了,忽然纵马于田,任意糟践庄稼。佃户不知他的身份,拿起锄镐,打伤了马腿。这个姓鲁的是个大奸之徒,他挨了打,并不发作,问明田主是富户周氏,就派人把所乘之马受伤的事告诉他,问他怎么办。周富户一听打了宦官,知道惹了大祸,只好花钱消灾,不仅赔了一匹马,更奉送了许多银钱。不料鲁阉饱掠而归后,还是把佃户击马的事,添油加醋地奏报了。朱元璋大怒,不分青红皂白,竟将周富户一家谪戍贵州铜鼓卫。
显然,没主子撑腰,阉人是没有那么大胆气,敢如此胡作非为的。
阉人是骄纵惯了的。如今危如累卵的朝廷居然下诏地方官员,但遇内官奉使暴横、虐害士民者,即许擒缚送京问罪。这不等于太岁爷头上动土么!宦官们虽一时“夺气”,但不满之心遂生。俗话说,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,许多人开始“密谋推戴”挟战胜之威而来的燕王。于是有宦官密言于燕王,约为内应,请燕军直捣南京,天下可定。这是朱棣在建文四年突然不顾一切地向南冲击的重要原因,他执行的是捣巢战略,必在一击中的。
其实,经过多年的消耗战,“朝廷空虚”的状况并不待宦官泄露而后朱棣始知之;况且,朝廷不尽然为空虚,此时南京还有二十万的部队呢!《明史》等书那么说,过分夸大了宦官的作用。事实上,真正导致建文朝廷倾覆,不是宦官“密谋推戴”,而是掌握军权的勋戚将领的背叛。
朱棣虽然长期盘踞北方,但他不可能不知道,燕军所长者,在骑射与野战,一旦军锋进抵长江,这道天堑他将如何克服?总不成插了翅膀飞过去!自古北朝灭南朝的典故甚多,诗云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,前一句是什么?“王濬楼船下益州”也!简单说,就是必须掌握长江的“制江权”。
对此,朱棣心中有底。他之所以敢冒这么大的风险,是因为他与负责江防,相当于朝廷水军司令的都督佥事陈瑄取得秘密联络,陈瑄答应,只要燕军铁骑一出现在长江江滩上,他立刻率所部水师反水,载运大军过江。
在朝廷危难之际,越来越多的投机客开始将注转投燕王一方。陈瑄这一注下得妙,他后来得到世袭平江伯的回报。卖一主,得二百年的富贵,这买卖划算不划算?
朱棣放眼南望,从北平直铺向帝都南京的高速公路已经开通,所以他抓住时机,在大雁北飞的季节,率领全部精锐,倾巢而出,凶猛地向南扑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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